这实在不是一个美丽的话题。
因为太小、太浅、太淡。
昔时的书坊——现今的书城，电子收款机，小票，加上方便好用的塑料袋，似乎足以卷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，书戳充其量不过是这个时代文化的碎片。一位博士生导师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：过不了几年，书戳便会消失。也说不清是什么，让我辗转反侧、忧虑沉思并有了追逐的勇气！
我背起挎包，开始走街穿巷，挨家挨户，讨要书戳。绝大多数书店有书戳，至多一枚，也有的用坏了，不再复制。绝大多数读者购书不要求盖戳，我问了不少“淘书人”，似乎都觉得可有可无。这一天，跑了二十多家书店，得了十八枚书戳，仅一家书店不给盖戳。收获一点点积攒，劳累一块块堆叠。书店的氛围也渐渐侵入我的情绪里：风入松的静穆透人逼人，如她的印石书戳一般让人回肠荡气；图书大厦的熙攘闹得慌，盖上她的戳，有些闷人；国林风，我的视线嘎然而止，“智慧在此隐藏，”还有那副怎么也摘不掉的眼镜，十分醒目，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一种亲切。
得到朋友的建议，第二天，我在玉泉路旧书市场，折腾了三个小时，从近四千册废旧破烂书堆里，淘出十六枚七十年代的书戳。第三天上午，我采访了对书史颇有研究的肖东发老师。为了回答我的一些问题，肖老师查阅了大量的资料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他给了我两枚书戳：一枚是北大百年校庆购书纪念戳，一枚是承德文津阁皇家藏书楼印戳。
第四天，我最开心的一天，研究古诗词的周笃文老师告知我，他有民国时期的书戳。三枚书戳分别是民国七年周作人先生的著作权印戳、民国二十年的罗根泽著作权印戳、民国三十二年“北平佛学书局流通”戳。当晚，我可谓大获全胜。而周老在书斋上上下下翻拣古书的忙碌身影亦沉沉压到了我心底。
跑了四天，我知道我得为一个更有意义，更深的问题作一种努力了。
书戳是一个俗名，应归为印章类。
不过，它与私人藏书印、斋馆字号印以及闲章还是有所区分的。翻阅了大量的辞书典籍及篆刻书籍，找不着书戳一词。而王现亿先生主编的《语言大典》中有相关语词注释。如“书标”“戳子”，。吴颐人先生编著《篆刻法》书中提到：印章，在清朝出现了通俗的名称“图章”、“图书”、“戳子”、“手戳”等名称。《汉语大词典》有关于“戳”的解释，曾提到，清黄六鸿《福惠全书》卷四：“如发回书，即于前件下注某日发回书讫，上用销号小戳”（指邮戳）。从这则材料，我们可以约略推测，书戳也应出现在清朝。书戳的出现是与当时书籍印刷、发行及销售方式分不开的。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改进，特别是铅活字的广泛应用（光绪年间），书籍的发行量猛增，销售途径更广，代售书坊、书肆增多，在书籍后面加盖用于特殊说明的书戳是可能的。有学者见过清朝书籍的书戳，笔者以为这应是清朝后期的书籍。只可惜囿于时间，不能搜寻实物以佐证。
民国时期，书戳已较为常见。如周作人先生著《欧洲文学史》，民国七年十月初版。盖有北京大学著作权之章——周氏。芝峰译《禅学讲话》，民国三十二年出版，加盖“北平佛学书局流通”戳。这一时期的书籍也常盖有“加价五成”、“添邮资二成”字样的书戳。可见民国时期的书戳已经用于防止盗版、流通范围、价格浮动等方面的说明。
建国以后，书戳的图式与功能变化较大。由单一文字转向图文并举，格言、名胜古迹、书店标志日见增多。另外功能也较民国时期有所拓展：付款凭证、表明销售地点、标明书价及册数，甚至注明能否出口。如七十年代中国书店书戳，只要盖有“甲”、“乙”、“丙”戳，一般出口不限，而“内部流通”，则表明出口受限。至于书戳的纪念意义，这已经成为现代书戳的基本内涵了。也就是人们普遍认同的“购书纪念章”。实际上原先书戳的一些功能业已失去。电子收款机的出现、防盗磁条、小票、书店专用塑料袋以及印有书店相关内容的包装纸的出现，使得书戳的生存空间更显逼仄。而书戳制作的机械化，又从另外一层意义上剥夺了它的个性。书戳的被冷落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说到这里，读者约略可以一窥书戳的发展沿革。不过，现代书戳正由实用功能向审美功能转变的艰难历程，却是端倪初现。这种艰难不光是读者的冷淡、商家的漠然，更为重要的原因：当初，印章由实用工具向艺术作品过渡，因文人染指而日臻完美。与之相较，书戳显然太缺少文人的关怀，因而它的美学价值、文化内涵长期以来得不到充注，难以发展。以至于书戳的存在不免引发一些学者们的有意思的议论。
林岫（中国新闻学院教授、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）
在购买的书籍上加盖书店的印戳，我认为是一种商业文化的标志。过去有点名气的大书店书店有自己的特色印戳，购书者常以此感到欣然，印戳是定格的纪念，它不会因为岁月久远而淡化。印戳如果设计精妙，能将店标和名人语录荟萃于方寸天地中，还有文化意蕴和艺术性。北京东方书店，其“东方书店”四个字为曹禺先生所词写，这番设计也算是别具一格了。
现代中国人躁动的心态，太容易“喜新厌旧”了。现在，取代书店印戳的是塑料袋子。使用印戳，留一点纪念，多一点温馨，难道不比那些可怕的白色污染更能丰富我们的情感空间吗？
童庆炳（北京师范大学美学教授、文学评论家、博士生导师）
如果把书戳理解为购书纪念章，书戳的出现不是在清末或民国时期，而是解放以后的事。我家中藏书有50五十年代的书戳（印章的俗名）。我买书，一般不喜盖书戳，而是于书中扉页及第五十一页写字留念，这个数字是我的结婚纪念日。现代社会的书戳实际上已无多少美学意义，将来会慢慢消失。毕竟现代人的购书心态发生变化，与五十年代、甚至七八十年代相比，读者购书已成为平常的生活内容，对书戳的淡化自然也就难免了。读者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书戳商业利用价值，书店对书戳的漠然是在情理之中的事。就书戳本身而言并没有多少文化内涵，更无美学意义可言。
肖东发（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系教授、书史研究专家）
书戳的倍受冷落，与书戳设计单调、死板不无关系。大多数书戳制作粗劣，图文不能相得益彰。而且千篇一律，商业气息浓，文化内涵少。像清华的钟、杭州的塔、国林风的警句，毫无疑问增添了书戳的美学意义。其实，许多读者外出购书时还是希望加盖书戳以留念，类似“到此一游”。一些收藏爱好者，也会对书戳有兴趣。
书戳的消失是不可能的，人们只会一天天更深入认识它的价值、增添它的文化内涵。当然，书戳不会成为比书更重要的精神食粮，但它是一种精神养料。只是它没有像邮戳、藏书票那样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罢了。
彭一超（中国国际书画研究会会员）
“书戳”一词对读书人来说并不陌生，但要追本溯源却非易事。其实，“书戳”自古有之，并在民间广为流传，约定俗成为现代意义上的“书戳”。古代的书戳起源于先秦玺印，经过近三千年的发展流变，印章的名称有多种说法，一般称之为玺、印、章、记等，也有俗称印章、印信、图书、宝和、关防、手戳、戳子的。至于书戳的历史的确很有意思，有待学人作深入考证。但不容否认的是，书戳不仅兼具商业文化和实用凭信的特性，而且还具有审美的功能。可谓方寸之中，传承历史，洒播文明，教化人类，启迪智慧。
写到这儿，我知道该为我的“东方七日谈”作最后的注脚了。本文在考证方面的粗浅是不打自招了，可参考资料极其稀少也是个中原因之一。因而，它抛出的只是一块砖而已。这篇文章的落地，也使我俨然成为书戳收藏爱好者。这样的乐趣有些累人，容易出汗。不过，我倒是希望这汗水多少能使书戳放出一点光芒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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